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晁错

晁错

两汉

晁错(前200年----前154年),是西汉文帝时的智囊人物,汉族,颍川(今河南禹县城南晁喜铺)人。汉文帝时,晁错因文才出众任太常掌故,后历任太子舍人、博士、太子家令(太子老师)、贤文学。在教导太子中受理深刻,辩才非凡,被太子刘启(即后来的景帝)尊为“智囊”。因七国之乱被腰斩于西安东市。

主要成就

政治贡献

重农贵粟
晁错力主振兴汉室经济,汉文帝十二年(前168年),晁错上了一篇《论贵粟疏》。这篇疏继承了贾谊的重农思想,强调重农抑商。晁错在这篇疏中细致地分析了农民与商人之间的矛盾,导致农民流亡,粮食匮乏的严重状况。面对这种商人势力日趋膨胀,农民不断破产的局势,晁错提出重农抑商、入粟于官、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。建议文帝采取两个方面的措施:其一,贵五谷而贱金玉。其二,贵粟。这对当时发展生产和巩固国防,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,文帝接受了。

接着,晁错又给文帝上了一篇关于减收农民租的疏。务农桑,薄赋敛,广蓄积;号令有时,要求统治者的政治活动不要影响农时;利民欲,即满足人民的欲望,给老百姓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。

移民实边
对于匈奴的侵扰和西汉王朝中央政府的消极的和亲政策,晁错和贾谊一样,都是不满的。晁错对匈奴的态度比较强硬,开始主张武力平定, 此议不为文帝所接受后,他仍主张积极备战,提出移民实边的策略。

汉文帝前十一年(前169年),晁错给文帝上了一道《言兵事疏》。提出了以蛮夷攻蛮夷的观点。晁错并不是主张单纯地依赖蛮夷,而是企图使之与中国的军队相结合,使两军相为表里,各用其长技,主张主动地向匈奴出击,被文帝委婉地拒绝了。

接着他又向文帝提出了积极防御的策略,即《守边劝农疏》和《募民实塞疏》。在《守边劝农疏》中,晁错分析了秦王朝戍边政策的失误,分析了匈奴民族活动的特点。提出了徙民实边的主张。晁错的徙民实边的主张,属于一种积极的防御,被文帝所采纳。为了使募民徙边的工作做得更好,晁错在《募民实塞疏》中又提出了两条建议:其一,对安置移民生活提出了具体的措施。其二,要学习古代的方法,将移民按军事建制严格地组织起来。同时,晁错又在《论贵粟疏》中建议,全国百姓向边塞输纳粮食,以换取一定爵位或用以赎罪,这叫纳粟授爵。这些由晁错主张或更定的措施,对汉初的经济发展和“文景之治”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。

对晁错提出的移民实边、寓兵于农的政策,文帝立即付诸实施。这个政策不仅在当时起到防御匈奴的作用,而且开了历代屯田政策的先河,对后世影响很大。汉武帝时赵充国实行军屯,三国时曹操的屯田政策,都是晁错移民实边政策的继承和发展。

坚定削藩
继承子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和法家限制、打击“父兄大臣”的思想,赞扬“高皇帝不用同姓为亲”的政策,坚决主张“削藩”,认为“今削之亦反,不削亦反”,“削之,其反亟,祸小;不削之,其反迟,祸大”。

晁错的削藩主张是对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思想的继承,然而其态度比贾谊更坚决。晁错始终抓住藩国中最强大也最危险的吴国,不断进行揭露,态度坚决。同时,晁错不只是一个政论家,更是一位政治实践家。晁错不仅有削藩的言论,而且参与了削藩的行动。在晁错的策划下,景帝削吴会稽、豫章郡。

吴楚七国叛乱平息后,景帝下令诸侯王不得继续治理封国,由皇帝派去官吏;改革诸侯国的官制,改丞相为相,裁去御史大夫等大部官吏,使诸侯王失去了政治权力,中央政权的权力就大大加强,而诸侯王的力量就大大地削弱了。晁错虽然牺牲了自己的生命,却极大地巩固了西汉王朝的中央政权,并为汉武帝以“推恩令”进一步解决诸侯王问题,创造了必要的条件。

文学成就
晁错是比贾谊稍后较重要的汉初政论散文家。他的文章立论深刻,逻辑严密,说服力强;文风朴素无华, 但质实恳切,被后世称为“疏直激切,尽所欲言”,《贤良对策》、《言兵事疏》、《守边劝农疏》等,被鲁迅先生誉为“西汉鸿文,沾溉后人,其泽甚远”(鲁迅《汉文学史纲要》)。

晁错的政论文立论契合时代热潮,善于观察当时社会上所存在的问题,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,深识幽显,见解透辟,能切中要害,剖析利弊。正因如此,晁错的政论散文切中实际,不发空论。如晁错的三篇军事政论散文,《言兵事疏》提出了以蛮夷攻蛮夷的观点,《守边劝农疏》和《募民实塞疏》提出了徙民实边的积极防御策略,立论犀利,措施亦切实可行,所以被文帝所采纳。

内容上更为正大,意境上更为壮阔。其著论的出发点虽然都是基于建功立业,但落脚点又往往是汉朝的长治久安,并且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为汉朝的巩固和长盛不衰提议献策,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大汉气象的热情赞颂,具有历史的厚实感而在意境上更为壮阔,体现出历史上升时期的风貌。

艺术特色上,晁错的政论散文,具有战国策士的纵横家风气,力道遒劲,节奏明快、气势磅礴;同时语言明理,意脉流转,在延续战国时期综合开合铺张扬利的文风外,鲜明地呈现出了大汉气象的散文。此外,与贾谊等人的政论散文不同,晁错之论多峭直而深刻,如《削藩策》,以简洁短促语句来突出犀利而刚硬的力度:“今削之亦反,不削亦反。削之,其反亟,祸小;不削之,其反迟,祸大”。

人物生平

太子智囊
汉高祖七年(前200年),晁错出生于颍川(今河南禹县),年少时师从张恢学习法家思想。汉文帝时期,因能文任太常掌故。 朝廷征召研究《尚书》之人,晁错受太常派遣,奉命去济南跟随伏生学习《尚书》,接受儒家思想。学成归来后,被任命为太子舍人、门大夫,后升为博士。

晁错任博士时,上《言太子宜知术数疏》,陈说太子应通晓治国的方法,得到文帝赞赏,拜为太子家令。由于晁错能言善辩,善于分析问题,深得太子刘启的喜爱和信任,被太子家誉为“智囊”。

献策御边
汉文帝前十一年(前169年),匈奴屡侵边境,侵扰狄道,文帝发兵征讨,晁错乘机向文帝上了《言兵事疏》,提出“以蛮夷攻蛮夷”的观点,指出对匈奴的作战中器械要坚固锋利,士卒要精兵劲卒,将领要精通军事,君主要选择良将。文帝很赞赏,赐给晁错诏书,以示嘉奖,但并未采纳晁错主动出击的建议。

晁错接着又向文帝上了《守边劝农疏》,提出用经济措施鼓励移民,用移民实边的办法抵御外患,被文帝所采纳。于是晁错又上《募民实塞疏》,对如何安置移民生活提出了具体的措施。

汉廷策问
汉文帝前十五年(前165年),晁错任太子家令时,文帝令大臣们推举贤良、方正、文学之士,晁错被推举为贤良。由文帝亲自出题,就“明于国家大体”等问题,提出征询(即“策问”)。当时贾谊已死,参加对策的一百多人中,以晁错的回答为最好(即《举贤良对策》),深得文帝嘉许,由太子家令升为中大夫。

此后,晁错曾多次上书文帝,提出削诸侯和改革法令的建议。文帝虽未采纳,但十分赏识他的才能。太子刘启很赞成晁错的建议,而袁盎等大臣并不喜欢晁错,持反对态度。

景帝宠信
汉文帝后元七年(前157年),文帝去世,太子刘启即位,提拔晁错为内史。晁错多次单独晋见景帝,议论国家大事,景帝对他言听计从,宠信程度超过了九卿,许多法令是经他的手修改订立的。

丞相申屠嘉心怀忌恨,以晁错擅自凿开庙墙为由,报请景帝处死晁错,晁错提前得到消息,申屠嘉未能得逞,只得谢罪而退,不久患病而死。申屠嘉死后,景帝提升晁错为御史大夫,位列三公,地位愈加显贵。

进言削藩
景帝二年(前155年),晁错向景帝再次陈述诸侯的罪过,请求削减封地,收回旁郡,提议削藩。上疏《削藩策》,指出:“今削之亦反,,不削亦反。削之,其反亟,祸小;不削之,其反迟,祸大。”

奏章送上去,景帝命令公卿、列侯和皇族集会讨论,因景帝宠信晁错,没人敢公开表示反对,只有窦婴不同意,从此和晁错结下了怨仇。

景帝诏令:削夺赵王的常山郡、胶西王的六个县、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、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。晁错更改了法令三十条。诸侯哗然,都强烈反对,憎恨晁错。

晁错强行削藩,冒着极大的风险。晁错的父亲劝解无效,服毒自尽。

七国之乱
景帝下达削藩令十多天后,吴楚等七国以诛晁错为名联兵反叛,是为吴楚七国之乱。景帝闻知消息,和晁错商量出兵事宜。晁错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,自己留守京城。

时逢窦婴入宫,请求景帝召见袁盎。袁盎曾当过吴国丞相,于是景帝问计于袁盎。袁盎认为吴楚七国造反不足为患,并请求景帝屏退旁人,献策说:“吴楚叛乱目的在于杀晁错,恢复原来封地;只要斩晁错,派使者宣布赦免七国,恢复被削夺的封地,就可以消除叛乱,兵不血刃。”景帝默然良久,决定牺牲晁错以换取诸侯退兵。于是封袁盎为太常,要他秘密整治行装,出使吴国。

腰斩东市
袁盎献策十多天后,丞相陶青、中尉陈嘉、廷尉张欧联名上书,弹劾晁错,提议将晁错满门抄斩。景帝批准了这道奏章,此时晁错毫不知情。于是景帝派中尉到晁错家,下诏骗晁错上朝议事。车马经过长安东市,中尉停车,向晁错宣读诏书,腰斩晁错,当时晁错尚穿着朝服。

晁错死后,校尉邓公从前线归来,汇报军情,景帝询问交涉进展。邓公认为诸侯叛乱,清君侧只是借口,诛杀晁错对内堵塞了忠臣之口,对外却为诸侯王报了仇,而叛乱并不会平息。景帝深以为然,拜为城阳中尉。其后景帝降诏讨伐,不到三个月就取得了胜利。

晁错的诗文

  •   圣王在上,而民不冻饥者,非能耕而食之,织而衣之也,为开其资财之道也。故尧、禹有九年之水,汤有七年之旱,而国亡捐瘠者,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。今海内为一,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、禹,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,而畜积未及者,何也?地有遗利,民有余力,生谷之土未尽垦,山泽之利未尽出也,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。

      民贫,则奸邪生。贫生于不足,不足生于不农,不农则不地著,不地著则离乡轻家,民如鸟兽。虽有高城深池,严法重刑,犹不能禁也。夫寒之于衣,不待轻暖;饥之于食,不待甘旨;饥寒至身,不顾廉耻。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,终岁不制衣则寒。夫腹饥不得食,肤寒不得衣,虽慈母不能保其子,君安能以有其民哉?明主知其然也,故务民于农桑,薄赋敛,广畜积,以实仓廪,备水旱,故民可得而有也。

      民者,在上所以牧之,趋利如水走下,四方无择也。夫珠玉金银,饥不可食,寒不可衣,然而众贵之者,以上用之故也。其为物轻微易藏,在于把握,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。此令臣轻背其主,而民易去其乡,盗贼有所劝,亡逃者得轻资也。粟米布帛生于地,长于时,聚于力,非可一日成也。数石之重,中人弗胜,不为奸邪所利;一日弗得而饥寒至。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。

      今农夫五口之家,其服役者不下二人,其能耕者不过百亩,百亩之收不过百石。春耕,夏耘,秋获,冬藏,伐薪樵,治官府,给徭役;春不得避风尘,夏不得避署热,秋不得避阴雨,冬不得避寒冻,四时之间,无日休息。又私自送往迎来,吊死问疾,养孤长幼在其中。勤苦如此,尚复被水旱之灾,急政暴虐,赋敛不时,朝令而暮改。当具有者半贾而卖,无者取倍称之息;于是有卖田宅、鬻子孙以偿债者矣。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,小者坐列贩卖,操其奇赢,日游都市,乘上之急,所卖必倍。故其男不耕耘,女不蚕织,衣必文采,食必粱肉;无农夫之苦,有阡陌之得。因其富厚,交通王侯,力过吏势,以利相倾;千里游遨,冠盖相望,乘坚策肥,履丝曳缟。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,农人所以流亡者也。今法律贱商人,商人已富贵矣;尊农夫,农夫已贫贱矣。故俗之所贵,主之所贱也;吏之所卑,法之所尊也。上下相反,好恶乖迕,而欲国富法立,不可得也。

      方今之务,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。欲民务农,在于贵粟;贵粟之道,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。今募天下入粟县官,得以拜爵,得以除罪。如此,富人有爵,农民有钱,粟有所渫。夫能入粟以受爵,皆有余者也。取于有余,以供上用,则贫民之赋可损,所谓损有余、补不足,令出而民利者也。顺于民心,所补者三:一曰主用足,二曰民赋少,三曰劝农功。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,复卒三人。车骑者,天下武备也,故为复卒。神农之教曰:“有石城十仞,汤池百步,带甲百万,而无粟,弗能守也。”以是观之,粟者,王者大用,政之本务。令民入粟受爵,至五大夫以上,乃复一人耳,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。爵者,上之所擅,出于口而无穷;粟者,民之所种,生于地而不乏。夫得高爵也免罪,人之所甚欲也。使天下人入粟于边,以受爵免罪,不过三岁,塞下之粟必多矣。

     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,甚大惠也。窃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。边食足以支五岁,可令入粟郡县矣;足支一岁以上,可时赦,勿收农民租。如此,德泽加于万民,民俞勤农。时有军役,若遭水旱,民不困乏,天下安宁;岁孰且美,则民大富乐矣。

晁错的名句